儘管被雙木君一直諧謔為歷史學家，我深知自己離歷史學家的距離比距離會計師的距離還要遠。很多工作一眼看上去很簡單，真正做起來的時候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這樣。而另一些聽上去高深莫測的工作，難的只是入行，做起來的難度則介於流水線工人與鞋匠之間。
然而，我還是要在收到了宋敘五先生的訃告之後，感謝這個玩笑的。因為作為一個認為無法在任何方面幫助逝者的傢伙，我必然不會為著悼念本身去參加儀式（換言之如果去的話便是另有所圖），然而作為一個生者，亦需要一種方式與逝者告別。故此，記錄下碎片般的記憶，也就成了這種告別的方式。
見到宋先生是在3年以前，見到他帶著棒球帽走進那間窗開在最後的課室，摘下帽子便看到他的助聽器。而一開口的山東方言則讓我想起自己小時候會嘲笑祖母把下雨了說成下魚了的時刻。總之臨沂話對我個人的觀感大概就像東北話對於中國南方人的觀感一樣，所以聽到自己認為用於搞笑的語言被用來講西漢經濟史各種覺得違和。
那時作為一個逃離了商學院的小朋友，認為經濟史不拿一個好一點的成績根本對不起自己的頭腦。而宋先生是喜歡留小作業的人（並不清楚最後是不是拿去記分了但我覺得應該沒有），而我是一個喜歡用旁門左道的工具追尋線索的人，可以偽裝得像讀了很多書的樣子。這方面的確佔了哲學班的同學們一些便宜。
如果說真正學到東西的，應該是一題「貨幣由於社會經濟發展而誕生，那麼社會經濟衰退會導致貨幣的消失嗎？」
如果現在歷史系的經濟史考試再放到試卷上，不知道學生們會怎麼作答。總之我只交了一頁紙的作業，看到其他人寫的跟學期論文一樣就覺得非常沒底，特別是聽說大家都認為現在的社會就算經濟衰退貨幣也不會消失我就更加擔心。然而最後作業發下來才發現即便是拿到最好成績的我，真正用來得分的答案也只有半頁紙，就是關於南北朝時候的鵝錢。另一半關於羅馬的貨幣系統崩潰是被宋先生忽略不計了。
這件事告訴我的大概有兩點：一，討論一個看似是非分明的問題根本沒有那麼簡單，在收集證據之前就開始分析並且憑直覺作結論是在亂來。二，努力程度跟結果有一定的關聯但並不一定會產生好的結果。從這一點上來說，同時作為印刷廠老闆的宋先生對於要走向社會的學生來講提供了對於學院歷史學家們無法提供的幫助。
然而宋先生本人則是對於自己歷史學家的身份更加感到自豪，他笑的最開心的一次就是在講自己在中大做助教的時候在一個雨天在校車站排隊等校車，遇見了從美國回來的全漢昇先生，被稱讚「我在美國就讀到你的書了」。這直接導致了我後來每次在下雨天的校車站都會想像這個情景，就像看到新亞的圓庭就會想像當年唐先生與翟老師在下面的對談，不知道當年作為銲工的他是不是也有現在一樣犀利的目光。
而我終究是逃離了，逃離的同時便不斷拋棄著自己的名字：線條和色彩，條件同結構，正直與人性，經驗加分析⋯⋯我不知道自己最終會成為怎樣的人，亦或當忽然被別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說再見時，也在逃亡的途中。經歷本身就像新陳代謝，大部份原子對於身體只是過客，然而總有那麼一些，成為了血肉與筋骨，我們叫它們記憶。
那麼，再見，歷史學家。
